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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修例抗争运动,特区政府管治失败已成社会共识。管治之败,首先败在对民意的无知与漠视,是政治傲慢的表现。经过连番挫败,林郑不得不承认政府脱离民意,乃有对话之设,在姿态上表示要了解民情,缩短官民隔阂。对话会本来未尝不是沟通官民的一种方式。不过,官民对话一方面来得太迟,同时也显得多余,因为民意已写在墙上,只是执政者视而不见而已。

民意指向

首先让我们看看民意调查的结果。虽然民调有时有简化之嫌,但它是找出民意分布最有效及最科学的方法,是现代社会所必需。民调在香港已有30年的传统,已成了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综合港大、中大及香港民研多次调查的结果,绝大部分港人都反对修例、不满警暴、对政府评价极低、不赞成港独、对抗争暴力不满但存理解、主张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支持更大的民主化。这些调查结果是连贯可信的,清楚不过。不过,执政者好像盲了一样,看到这些倒向一边的数字而无动于中。这些调查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就算政府自己不做民意调查,总不能对有关新闻报道视若无睹吧?

其次我们看看社会运动反映的民意。参与及支持此次抗争运动的人数可谓庞大无比,曾经上街的人数应有150万以上。运动的形态激荡炽热,抗争方式创新多元,持续近半年而未见有平息的迹象,可见抗议者对诉求的执着以及对政府和警方怀恨之深。学者们的现场调查显示,示威者多是年轻、教育较佳的一代,代表着香港社会有生力量的政治取向。

抗争底线与民意逆转

抗争形式上,虽然运动有「和理非」和「勇武」之分,但是它们彼此关连互动。前者为后者提供掩护及支援,而后者则是前者向执政者施加压力的着力点。两者的诉求大体是一致的,接近社会的主流民意。他们之间除了年龄老幼不一外,对政治诉求的执着程度及偏重也有不同,对抗争方式则有不同取向。他们之间的张力也不小,因为和理非一向推崇和平抗争,拒绝暴力。虽然勇武抗争者所用暴力曾多次升级,但「和理非」仍表现出理解容忍的姿态,未曾公开割席,败了政府及一些观察者对民意逆转的期待。

对抗争暴力的容忍是随着运动演变出来的,是运动动态的产物。压迫愈大,反抗愈大,这是抗争的定律,是以大家心中麻木不仁的政府、滥权暴力的警察,皆是提高和理非对抗争暴力谅解的要素。抗争双方一旦捲入武力互动,难免陷入武力升级的循环,抗争暴力因而变得比较自然及可理解。运动初起时,有抗争者已从林郑「暂缓」决策过程中体会到武力冲击的作用,是以「武力抗争比和平抗争更有效」的说法也为暴力合理化起着一定的作用。同时,前线抗争者的牺牲精神及冲在前头的勇气,对和理非不无被感动或产生歉疚之感,就算对抗争暴力有所批评,也未至于割席。此外,运动一直推崇「不指摘、不割席、不笃灰」的原则,为多数抗争者所遵从。和理非纵使对抗争暴力有意见,也倾向不以切割谴责的方式破坏运动难得的团结。

不公开大声切割,并不等于没有批评意见。凡伤及无辜、直接威胁市民或对手性命的行动,过火的武力,没有底线的破坏,强加于人的「三罢」举动都可能使人不安,难免惹起一些和理非的无奈以至批评。如前所说,因为警方及政府是更大的恶,是大众一致指摘的目标,和理非未见起哄批评。

作为民意载体的传媒

本地的传媒多数已为中国及特区政府所笼络,其政治取向基本上是亲建制的。它们不会对运动明确支持,对抗争者过激的武力则加以标榜及抨击。亲建制的传媒虽然多,不过论影响力,则不及较为客观独立及具公信的传媒。它们对过分的抗争武力有批评,对政府的不是有时也不会太客气。

社交媒体在香港舆论中的作用,足可以与大众传媒媲美。人们透过社交媒体观看及传送的信息大多数与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因而有「社交媒体是回音壁」的说法。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倾向支持抗争运动,我们可以想像,社交媒体所交换的信息也可以作如是观。

国际传媒及舆论对香港的运动一直相当重视及同情。台湾的社会运动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获得国际传媒的关注。但由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联系繁多,是国际新闻机构常驻之地,港人的英语能力也较好,是以出现「一方有难,八方响应」的局面。但随着运动抗争暴力升级,一些国际传媒也开始把事件视为「暴动」,批评其中过分的暴力及对香港的危害。

无论是对本地社会大众或是国际传媒而言,抗争者都不可以把他们的同情支持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对抗争也是有底线的,倾向支持和平抗争,对过分暴力也难以忍受。假如香港抗争者长期及大范围的挑战他们的底线,最终可能会丧失丢失他们的支持,这是勇武抗争者所必须注意的。许多社会运动的历史表明,凡是脱离民众的过激抗争者,最终难免陷入孤立无援的败局。

敲响揽炒的警钟

面对以上史无前例的民意信任危机,执政者不但不加以疏导,反而采取漠视、只顾打压而没有积极作为,使香港陷入慢性揽炒的局面。所谓慢性揽炒,是指香港的制度及社会系统逐步受损,以至最后崩解,香港无复香港。当然,对中国而言,这将意味着香港一国两制的名存实亡,中国再难以从中获得现时的政治及经济好处,香港反而变成它的包袱。除了香港的经济、政治、教育、交通生活受到莫大冲击外,现在连法院的解释判定权也受到大陆法工委公然的挑战,敲响揽炒的警钟。这样下去,虽然未曾动用解放军介入香港管治,但是揽炒应是殊途同归的结果。

如果执政者真的想拒绝揽炒,那出路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回应民意,以成立调查委员会为起点,在香港实行社会大和解,落实香港应得的高度自治和民主。看情势,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是最可行及最具公信力的办法。

有人说,因为警队反对,故不能走独立调查之路。中国是党指挥枪,下级服从上级,只要中央同意,谁敢反对?独立调查也者,就是要超越个人及特定团体的利益,警察岂能拥兵自重,超越制度存亡的考虑?

也有人推说暴乱尚未平息,独立调查无从着手,造成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若然政府是认真的,可公开声言成立有关委员会的时间表及基本构想。虽然这样有不足之处,但至少可显出政府的诚意。

又有人认为中央爱面子,不会弃强硬路线而取柔性政策。不错,所有执政者皆爱面子,但是现在遇到新情况,采取柔性路线是拯救香港的不二法门,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反而可以为执政者提供最佳下台阶,为执政者争取到调适的时间。事实上,历史上伟大的执政者大多在关键时刻都要大胆妥协,当中不存在什么面子问题。不要说远,就以「一国两制」的构想为例,邓小平顶着意识形态上所谓面子问题,因应现实所需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境内容纳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

为了早日平息民愤,让香港走出慢性揽炒的格局,使香港能够重新出发,请容许我再重复一次: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走向社会大和解的第一步,是走出困局的战略起点。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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